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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钟表女工到世界级作家
路卡斯是我的偶像,克劳斯暂时是一个无法捉摸的影子,他们的创造者匈牙利女人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则是神灵的宠儿,我这样说是因为她在51岁才开始写小说,《恶童》系列竟是她的小说处女作。我们先从她谈起吧,雅歌塔曾说:我试图写自己的故事,但是我不能,我没有勇气!一本书所写的可能已够悲伤,它的内容却绝对不及真实生活的万分之一。
1935年,雅歌塔出生于匈牙利与奥地利边境的一个名为科泽格的小镇,她的童年时期是在匈牙利处于战争的时代中度过。19岁那年,她和自己的历史教授结婚。1956年匈牙利发生暴动,她随丈夫带着四个月的婴儿避居瑞士,穿越科泽格市边界时,他们没有带任何的行李,只有一沓稿纸。当时她并没有想到写作会成为日后的专职。这是一场放逐,雅歌塔是以难民身份到达瑞士的,准确的说她是一个流亡者。
在瑞士的纳沙泰尔市定居下来后,她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两年,又到一家钟表工厂工作五年。多年后,雅歌塔提到自己当钟表工厂装配员的情形:嘈杂的机房根本无法与人交谈,只能在休息到外头抽烟时和人说上两句话,所以从谷歌上搜到的雅歌塔的照片她在抽烟。
流亡他乡、颠沛流离,在看不尽头的苦难日子里,她只能寄情于写作。现在,她是影响整个世界的作家之一。
雅歌塔对自己小说语言简洁的解释让人又气又恨,她竟然从十二岁儿子的家庭作业中寻找叙事方法,所以她说,这是她儿子的语言方法,她用最简单的语法和修辞完成了经典。成为名人后,瑞士和匈牙利都认为雅歌塔应该是属于他们的,似乎总是这样,国家和民族有时也会像个体一样势利。但雅歌塔非常珍惜自己的匈牙利身份,70岁那年,她回到故乡的那个小镇,已经没有了故人。
雅歌塔至今不认为自己是瑞士人,但也没有落叶归根的愿望,实际上前苏联解体后,匈牙利与瑞士的区别已经逐渐缩小,她已经接受了归属感的缺失。
雅歌塔的写作环境并不优越,她的身份是辛劳的家庭主妇,她有三个孩子,只能在他们上学的时候写作,她也没有打字机。但当她开始一个小说的时候,她的脑子里完全被它所充满,甚至在她做家务的时候,头脑里构思了完整的故事,因此当她坐下开始写的时候,句子已经在那里了。
小说写作的最新教科书
如果说这对双胞胎是一个符号,我很难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对位,他们社会性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,同时又对他们似曾相识。匈牙利在印象中是80年代引进的几部电影和他们的足球队,小学政治课本提到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,除此以外没有更清晰的线索。在读过这本书两遍后,我更倾向于它是一个叙事童话,而不是一个寓言。很多评论家从作者对战争控诉角度去评价这本书,但我认为绝不是这样,相反,她构建了一个暴力美学体系,这是刻意而为之。这本书里并没有批判意识,作家的意图更为单纯,所以她既没有使用匕首也没有捏着投枪,而是捧了一面镜子。
第一部用第一人称叙事,主角是我们,路卡斯与克劳斯是一个人,他们形影不离,一起干坏事或者好事,有时是天使,有时是恶魔。和马克·吐温笔下的儿童形象相比,这对双胞胎不像是儿童,但也不是成年人,而是一种临界状态的人,如果从人的心理成熟逻辑来看,这个小说完全是不符合常识的,应该说是一种赋予式刻画,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其实是一种化身,是作者的想象力。
实际上从前两部传出的信息量并不大,前者是被敌军占领的时期,后者是被盟军解放后的清洗阶段,完全是围绕着人物展开。作家使用了侧面描写,从细节反映整个格局,技术运用到了极致。可以说第一部是无懈可击的,但第二部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,是一个低级错误,就是书店老板维多的笔记本内容的呈现,费了很多笔墨,起到了反映人性扭曲的作用,也严重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性,我想主要是作者舍不得放弃这个人物的故事,觉得他足够震撼。当然这点问题是不会遮蔽整本著作的光华的,第二部依然堪称佳作。
如此推崇雅歌塔,是因为她为小说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。对于中国的小说作者来说,似乎已经到了一种叙事末路的尴尬境地,其实整个世界的小说境遇也是这样的,相信雅歌塔也会像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一样成为中国小说家学习榜样,而“恶童日记”也将成为新的文学青年教科书。
然而这本小说语言特色并非其精髓所在,因为法语不是雅歌塔的母语,她运用的不熟练,词汇也非常贫乏,就是这种原因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冰冷、简单的效果。可能作者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,所以我说她是神的宠儿。同时如果学习时去仅仅是模仿这种简单的笔调,则又成为了一种贻笑大方的误读。
这本书除了简单的短句带来的阅读快感外,更重要的是对作者创造的那对人物的理解的不同,几乎是一场严谨的心理测试。卢小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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